卫立煌：五虎将里最虎的近代历史名人！

我出生在安徽省合肥市淝河镇卫乡村，那里是个人烟稀少的小村庄。我的父亲卫正球是清政府的合肥县石塘桥镇田赋官，但在我5岁时便死于瘟疫。从此以后，我和我的家人便依靠我的大哥卫立炯在合肥县上任职谋生。我在邻村私塾就读，很用功地学习并阅读了不少史书，还能写诗作词，这为我的日后事业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辛亥革命后，我的大哥卫立炯在安徽和县担任军事训练班主任，而我在15岁时受到了他及其朋友的思想熏陶，剪掉了我的辫子并参加了军事训练。当时，和县宣布独立，袁世凯派遣倪嗣冲出兵，我和我的大哥加入了群众武装队伍进行抵抗，但我们失败了，于是我便回到了我的家乡。 1914年初，我17岁的时候，我去了汉口寻找亲戚并谋求职业，但遗憾的是没有得到成功，于是我报考了湖北陆军学兵营，并且被录取。在学兵营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不仅身体得到了锻炼，还在军队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在学兵营里度过的一年多时间中，我不仅学到了很多军事知识，而且开阔了我的眼界。但毕业之后，我并不想去北京加入北洋军，而是直接来到了上海寻找党人。在1915年，我参加了“肇和”舰的发难讨袁，但是由于失败的缘故，我便南下广州，入了广东第二军当兵，很快就升为了班长。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军政府，并出任海陆军大元帅，我也被选派到了他的卫队，并直接为孙中山效劳。在那里，我有机会亲耳聆听孙中山先生讲道理，这使我的思想进一步深化。我非常努力地工作，很快就升为了警卫团排长。 由于南北对立，北洋政府的段祺瑞奉行武力统一政策，于1918年4月进攻到了广东。孙中山命令陈炯明、许崇智率领军队前来讨伐。我被派遣到了粤军许崇智部第二支队，前往闽西南地区。在一次夜战中，我们的队伍被敌人冲散了，但是我挺身而出，成功集合了残部并袭击了敌人的指挥部，最终胜利了。因此，我被晋升为连长，不久又因为我的战功升任为了营长。 1920年，当粤军讨伐桂系军阀之后回到广州时，孙中山先生将我派往协助创办黄埔军校，帮助年轻人加强军事训练，并培养更多的军人。由于我在军事方面的才能以及表现，于是不久被任命为该校教育长。当时，孙中山先生赠送给我一张六寸的单人照片，并在照片上亲笔题上“立煌同志孙文赠”的字样。我一直将这张珍贵的照片收藏在心理，以示纪念。 之后，我参加了粤军许崇智部的战斗，在广西、江西、福建等地转战，并参加了商团叛乱以及平定陈炯明叛军的东征。在战斗中，我表现出了非凡的英勇和果敢，身先士卒，先后被升任为团长和补充旅旅长。 1925年9月，许崇智被蒋介石逐离广州，其部队被蒋介石改编，我的旅被缩编为第9团，并隶属于国民军第1军第3师，于是我改任为第9团少将团长。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了，我的第9团被编入了总预备队留守广东，但在10月份时，在何应钦的指挥下入闽作战。在永定、松口两战中，我展现出了英勇沉毅的战斗精神，兼富谋略，在击溃周荫人部队时立下了战功，并先后被升任为第14师副师长兼前敌总指挥，之后在松口战役之后又被升为师长。在平定福建之后，我的部队北上到了浙江，与孙传芳的军队进行了战斗。我采取了灵巧的战术，不断战斗不断进攻。到了1927年3月份，我所在的第14师主力到达南京近郊，参加了北伐军东路军光复南京的行动，并接到了调整部署的命令。 1927年4月，当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另建国民政府于南京。我率领第14师驻扎在南京，之后又移驻到镇江。在8月下旬，孙传芳的部队向我军反扑，分成三路强渡长江南下，占领了龙潭车站北侧的高地。当我刚刚率领部队赶到龙潭车站附近时，立即指挥部队发起攻击，并经过6昼夜的激战，终于击溃了孙传芳的军队。第14师乘胜追击，一直到达了蚌埠。10月份，第1军扩编为第1、第9两个军，于是我被任命为第9军副军长兼第14师师长，之后又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副司令。那时，我结识了镇江崇实女子学校校长朱韵珩女士。朱韵珩曾经是崇实女校高中的毕业生，在考试中获得了奖学金，并赴美国丹佛大学深造，之后获得了硕士学位，最终回国为国家服务。我知道了她的故事后，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于是，我们在1927年12月24日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而在1928年，我前往了北平，进入陆军大学学习。我是学将官特别班第一期的学员，我在1930年初奉命组建第45师，任师长。在5月份，中原大战爆发了，我率领第45师奉命保持津浦线南段的畅通，并保卫南京。蒋介石在中原大战取胜后，调集大量军队，接连发动对工农红军的“围剿”。到了1932年5月中旬，蒋介石在武汉筹组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并自任总司令，调集26个师又5个旅，共约30万人，分兵三路进攻鄂豫皖苏区。而我被指派为中路军第6纵队指挥官，率领李默庵的第10师和蒋伏生的第83师，在6月初先在平汉线南段花园车站附近活动，警戒铁路线。随后，在8月份时，我率部占领了河口，并向黄安（今红安）前进，遭遇了红军主力，如红4军和红9军。李默庵的第10师受到了伏击，损失惨重。而陈继承部的第2纵队在黄安、新集、七里坪等地激战受重创后，停滞不前。蒋介石下令各纵队向鄂豫皖苏区的军政中心金家寨进攻，并许诺谁先占领，就以谁的名字命名该地，并改为县治。 到了9月份，我奉命率领第6纵队，继续进攻鄂豫皖苏区，并在激烈的战斗中压缩了红军的活动范围。最终，我们成功占领了初期重要的战略据点，金家寨。我们于18日自新集北进，策应第2纵队，并且在行进过程中走山间小路袭占了银山畈。我们越过大别山北部的蒙家山，与红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终进抵了汤家汇。随着红军转移东去，我们的第10师主力乘虚进攻，于20日成功占领了金家寨。事后，蒋介石将霍山、商城、六安等县的部分地区划出，以金家寨为中心，成立县的建制，并给予县的名称为“立煌县”（今金寨县）。而我也被任命为“鄂豫皖边区剿匪总指挥”。 到了1933年10月，当时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围剿”，我又被任命为北路军第2路军第1纵队指挥官。 而在1933年11月，由于第19路军的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与内李济深的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调集了兵力。我被任命为第5路军总指挥，率领第14军辖下宋希濂的第36师、冷欣的第4师、汤恩伯的第89师，与张治中的第4路军、蒋鼎文的第2路军分头开赴福建。在战斗中，我率领主力隐蔽于顺昌以南及沙县附近，先用宋希濂的第36师袭占了延平（今南平市），紧接着攻打了福州。我们的部队在攻打福建期间，由于福建当局误认为在南平的宋希濂第36师是我们的主力部队，因此我们率领主力部队沿着闽江急行军至仙游和惠安东北的涂岭埋伏，成功袭击了19路军南撤的队伍。后来在1934年2月，退集到泉州的19路军余部被包围，我们派人到泉州和谈，最终使19路军同意接受改编，从而结束了“福建事变”，也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之后我先后被任命为驻闽预备军总指挥兼驻闽第10绥靖区司令官、鄂豫皖三省边区“清剿”总指挥兼三省边区督办、闽赣浙皖边区“剿匪”总指挥。 到了1935年11月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我又兼任徐海绥靖分区司令官，并在9月获得了陆军上将的衔级。 在1936年冬天，蒋介石两次飞往西安，声称“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并命令集结起陈诚、卫立煌、朱绍良、陈调元等高级将领在西安等候，准备迫使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率部参加向延安红军进行反进剿。我们奉命前往西安，由于我们的师长张治中在事变中犯了错，导致事态越来越严峻，最终发生了西安事变，我们也被迫参与其中。事变最终得以解决，而我也因此名声大噪。我曾兼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并进驻潼关。在1936年12月初，我接到了蒋介石的急电，要我带着幕僚前往西安参加会议。当张学良和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时，我以及其他20多名高级将领也一同被扣押。中国共产党主张民族大义，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进团结抗日，对于我来说影响非常大。在蒋介石也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情况下，1937年7月，我（时任豫皖督办）命令部属积极与坚持活动在大别山区的红军高敬亭部谈判。 在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曾一度归属于我所领导的第十四集团军。在我担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之后，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也成为我们战斗序列中的一员。后来我调任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情况也没有改变。在1937年10月，我组织指挥中队参与了与日本侵略军的大规模会战——忻口战役。我经常前往前线观察战局，并命令调度我手下的军队参与作战，为抗日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我曾经与八路军将领联络磋商，以协调行动。在《彭德怀自述》中曾提到，虽然十八集团军“归卫立煌所指挥，但他从未指挥过我们”，这说明当时中国党领导的军队保持了独立自主的态度；而卫立煌则不干预，不夺权，不搞“磨擦”，这也得到了双方的一致认同。书中还指出卫立煌当时是中抗战派，多次表示凡是抗日的部队，他都一视同仁。他为八路军调拨、支援了大批武器弹药、食品、服装等军需物资。例如在1938年春，他一次就拨给八路军100万发子弹和25万个手榴弹。当时有人担忧数目太大，不敢下发。卫立煌亲自做工作，使这批物资迅速送到延安。我访问延安时也对他们坚持抗战给予了褒奖，林伯渠赠给他的书上写着“黄河保卫华北，先生保卫黄河”。 在1939年9月，重庆国民政府发布任命我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在我主政河南期间，我与党八路军高级指挥员之间往来更加密切。八路军在洛阳设有办事处。每当周恩来、朱德总司令等人前来，我们总是一起商讨合作事宜。我没有轻易向上级部署要求调动八路军，而是根据情况灵活运用。我带领着河南军民抗战，与八路军并肩作战，一起捍卫着祖国的安全。每当周恩来、朱德总司令等人来到洛阳，我都会亲自前往迎接，设宴款待，并招待他们观看戏剧演出。但由于内部派系之间的权利相争，卫立煌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的任期内，连年遭到控告。军统、中统特务系统经常以卫立煌“袒护党，怀有异心”为由，告到蒋介石那里。特务头子戴笠甚至飞到洛阳搜集我和党人之间的所谓“材料”，并逮捕了一些进步的无辜青年。汤恩伯、蒋鼎文等人则对我担任河南省主席这一“美缺”垂涎欲滴，多次进行举报告状。 在1940年，我兼任了冀察战区司令长官。我周密布防，在中条山设背水阵，保卫黄河，抵御来犯的敌人，保护华北的安全。 在1940年两三月间，蒋介石曾向第97军军长、有“摩擦专家”之称的朱怀冰发出暗示，让他纠合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墉等部队分三路向太行区八路军驻地进犯，结果却遭到八路军自卫还击。朱怀冰急电向我求援，但我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向他表示进攻是错误的决定。我知道如果参与进攻八路军，这只会弱化我们与八路军之间的抗日同盟，并让日本人因而采取进攻行动。 在战争期间，我一直坚持为了抗日、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服务，无论何时我都会维护正义，并深入了解情况后做出正确的决定。我发布了驰援令，结果朱部主力以及游杂武装的万余人被歼。即使收到了蒋介石和何应钦的电令，我仍然照常向八路军发放饷械。同年秋，蒋介石命令我北上太行山，遏制八路军向南发展。我会晤了朱德，并协商议定了双方活动和抗日防卫的地区，划定漳河为界，以避免产生冲突。 1941年9月初，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更换为熟悉中国情况的冈村宁次。9月底，冈村宁次集中兵力，分三路渡过黄河区域偷袭郑州。由于郑州守备空虚，10月4日被日军占领。我认为郑州是中原重镇，于10月13日调集部队并亲至前线指挥，实施全面作战，最终于10月31日将郑州一举收复。这次战役也是抗战时期的12次会战之一。 1941年底，上层固守派开始指责我没有坚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蒋介石也指责我偏袒八路军而错误处理诸多事情。次年1月，蒋介石下令将我调离第一战区，解除了我的各项职务，把我任命为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并剥夺了我的军权，设法对我进行监视。1942年1月，日本发动了入侵缅甸之战。3月，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组建，我被任命为司令长官。在待命重庆期间，有人揭发我与八路军存在密切关系，蒋介石大怒，改派罗卓英担任第1路军司令长官。 1943年，远征军的作战非常不利。蒋介石重组了新的中国远征军，重新起用了我，并让我接任陈诚担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我的主要任务是打通滇缅公路，保证中国大西南后勤战略补给线的畅通，同时与在中缅印战区的盟军协同作战。日方闻讯后，立即派出外号为“马来亚之虎”的寺内寿一大将接任日军滇缅战区司令，以加强指挥力量，企图阻止中国大西南的唯一国际陆路通道——滇缅公路的畅通。 在1943年11月19日，远征军攻占了芒友，并在取得胜利后乘胜追击，在12月1日占领了遮放，并歼敌一千多人。在1945年1月20日，远征军攻占国门重镇畹町，摧毁了日军在云南境内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于23日，率领中国远征军第53军130师与中国驻印军的先头部队在中缅边界取得联系，各部队分进合击向芒友追击。当日19时30分，我们在芒友与畹町之间的南坎会师，与中国驻印军、美军部队相遇。 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我们终于收复了滇西全部沦陷国土，完成了打通中印公路的战略任务。 在1945年5月，我去昆明就任陆军副总司令。而在6月，通过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的介绍，我与刚从美国留学回国的韩权华女士在昆明金碧路锡安圣教堂，举行了结婚典礼。何应钦担任了主婚人，而龙云则担任了证婚人的角色。 在1946年11月，我带着夫人韩权华赴美考察军事，历时半年。我利用这个机会，远避内战。后来，我又延长时间，去了英国、法国、西德、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国参观考察。 到了1947年秋季，蒋介石给我在巴黎发急电，催促我回国。 在辽沈战役中，我和我的部队都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和付出。我们战胜了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对抗了更多数的敌人。我们以高昂的斗志和气概，完成了我们当时的任务。当年初我回到了国内，蒋介石马上任命我为东北行辕代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让我掌管整个东北地区的党政军大权。到了东北后，我立即开始集中兵力，固守要点。无论各地守军的情况有多紧急，或蒋介石如何一再电令我派兵解围，我总是将兵力集中在沈阳、锦州和长春附近，拒绝出战。这让蒋介石很不满意，他坐不住了。他下令我只留少数兵力在沈阳守卫，把主力部队移往南方，打通沈锦路，强烈要求我们加强对锦州的守卫。然而，我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因此，他和我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激烈了。 到了5月初，蒋介石再次电令我打通沈锦线，将主力部队撤到锦州，并成立机动兵团以随时准备行动。但我完全不同意这个想法，我派赵家骧和廖耀湘代表我去见蒋介石，在见面的过程中请示他的想法。然而，蒋介石听完汇报后并没有理会我的想法，他下令只留五十三军和二O七师（都是原东北军）在沈阳守卫，其他不同兵种的人混在一起，编成一个机动兵团。他还指定廖耀湘为机动兵团的统帅。廖很高兴机动兵团可以扩大自己的个人影响力，他马上表示接受。我感到，我已经被蒋介石安排在无权过问的地位，但我仍然坚决反对他的命令，不予执行。在9月12日，辽沈战役首先在北宁路山海关、唐山段打响，我却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拒绝出兵解锦州之围。解放军之后以迅猛动作切断北宁路，占领了辽西走廊，将在辽东半岛的军队压缩在锦州、锦西两个孤立的据点。蒋介石见势不妙，便急飞北平亲自指挥，并命令我立即出兵西进锦州。但我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借口“沈阳只能固守以自保”。直到驻守锦州的范汉杰连电告急，蒋介石才迫令我由沈阳出兵解锦州之围。但我仍表示沈阳兵力不足，不宜西进，要蒋介石就近从关内调援军解锦州之围。蒋介石坚持原命，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监督我执行命令。我回到沈阳后，在军事会议上仍坚持自己的想法，许多将领也表示只能守城。无奈，顾祝同只好回南京复命。他带回的东北将领的文字汇报大意是：由沈至锦千里，背三条大河，七道小河，侧敌行军，犯兵家大忌。国共两军谁先过辽河谁败。最终，在10月3日，蒋介石亲自飞到沈阳，向我施压，要我出兵解锦州之围。蒋介石撇开了我，直接授命廖耀湘组织机动兵团南下解锦州之围，并命令驻守葫芦岛的侯镜如指挥东进兵团强攻塔山。这期间，我曾亲自到葫芦岛告诉侯镜如：“你这个兵团要解锦州之围，并率部与廖兵团会师是很难做到的。”我再三嘱咐侯，要稳扎稳打，不要强行攻坚，徒作无益的牺牲。锦州处于危急之际，蒋介石命令范汉杰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守锦西。但是，我指示：“锦州坚守不动，一退就乱。”14日，解放军向锦州发起总攻，蒋介石电令范汉杰坚守一周待援。激战31个小时后，守军10万余人被全歼，锦州解放。 最终在10月30日，蒋介石派专机将我接离沈阳至北平。然而在11月26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指责我迟疑不决，坐失戎机，导致失去了重要的城镇，决定将我撤职查办。在12月中旬，我携带着家人离开北平前往广州，但在广州被特务拦阻而返回南京。在12月15日，新华社公布了43名战争罪犯，其中我也在名单之中。我在战争罪犯名单中排在第13位。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我得到了释放。我趁着特务监视松懈之机，乘车到上海，后又乘船到达香港，并在彭罗湾国泰酒店住下。 在香港期间，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我非常高兴，亲笔拟写了致毛主席以及朱总司令、周总理的贺电。 直到1955年3月14日晚，有关组织周密安排后，我和夫人乘坐专轮从香港前往澳门，再经石歧路陆路到达广州，中央华南局林李明和部长饶彰凤代表中央前来欢迎并致欢迎词。3月17日上午，我收到了毛主席致我的欢迎电报：“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望早日来京，籍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这一天，《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等重要报纸都在第一版报道了我的归来。我得知了新华社播发的《卫立煌返回人民祖国》的消息以及我自己撰写的《告袍泽朋友书》。夫妇二人在广州参观后，于26日到达杭州，31日到达上海。4月6日上午9点，我们抵达北京，周恩来、朱德等亲自前来车站迎接我。25日，我还受到了毛主席的会见和宴请。 接下来，我先后被推选为全国代表、全国政协、民革中央，并接替龙云担任国防委员会。 1958年5月1日，我参加了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并到观礼台上。回家之后，我感觉身体不适，医生诊断我患有糖尿病和心脏病，并立即送我入医院抢救。在住院期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薄一波、李维汉等多位领导人都前来看望我。然而，我的健康状况日见恶化，除了心肌梗塞外还并发了肺炎。虽然医生们尽力抢救，但最终在1960年1月17日，我还是逝世了，享年63岁。 在21日上午，公祭卫立煌大会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在我的灵堂前，摆着党和国家、人民团体、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陈云等各界代表送上的花圈和献花。我和镇江崇实女子学校校长朱韵珩在1927年12月24日圣诞之夜在上海隆重举行了婚礼。这位夫人对我来说可谓是一个大贵人，帮助我与蒋介石的关系更加紧密。当时，我们的婚礼恰好赶上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世纪婚礼”，于是朱韵珩结识了宋美龄。由于她和宋美龄背景相似，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并留学于美国，我们两人一见如故，有许多共同之处，书信往来时常是用英语，谈话时也经常使用英语。 朱韵珩和宋美龄的“太太路线”有双向作用，不仅她利用这个关系帮助我接近蒋介石，宋美龄也以此帮助蒋介石笼络人才。在我担任河南省主席期间，朱韵珩在调整我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39年1月，蒋介石任命我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作战地区跨越了六个省份。我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战区兵员有114万人，幅员和拥兵人数是当时全国12个战区最多的。这是我为将之后最鼎盛的时期，但唯一遗憾的是，我没有像其他战区司令一样兼任主要驻地河南省主席。 有一天，宋美龄给朱韵珩打电话，以兴奋的口吻说：“路德（朱韵珩的教名），恭喜你呀，俊如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了，一方诸侯啊！相对安定了，你可以到洛阳和他团聚了”。好早之前，朱韵珩就已经知道我升任战区司令长官，也在为去洛阳团聚做准备。听了宋美龄的报喜，她也就打定主意了，说：“感谢神的恩典！感谢夫人总是惦记着我。也请夫人代为向蒋公致谢，多谢他的提携和培养俊如。不过，俊如说了，还不急着去，还是等当上省主席再去。我也这么想，就再等等吧。” 宋美龄听到这里，马上说：“路德，我明白了，你放心，俊如很快就会当上省主席的。你现在就可以准备好去团聚了。”朱韵珩果断地提出了我的要求，果然不久之后，我兼任了河南省主席。我担任省主席时，我的任命公布了。 个人评价方面，我曾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过著名的忻口战役。这场战役对日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歼敌数万。如果不是刘峙在河北大溃退，使得娘子关门户大开，也许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但忻口战役最终是以不战而败告终了。在43年，我担任第二次远征军司令长官时，参与了缅甸远征并取得了名副其实的胜利。这场战争消灭了盘踞缅甸的日军，打通了滇缅公路，成果辉煌。 我是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一，但其他四将都是虚有其名。只有我是真正的“虎将”，但却最不被蒋介石信任。 张治中为我致悼词，评价我是一位“善始善终”、“爱人”的人，党和人民记住我为人民做的好事，给了我最大的信任和荣誉。我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