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求学经历
1917年，我就在我的父亲张作霖的军队里开始服役。1919年，我进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学习，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在那里，我认识了我的好朋友战术教官郭松龄，我们俩成了忘年之交。1920年，我以炮兵科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我刚开始担任东北军第三混成旅第二团团长，我的任务是保护我父亲张作霖的人身安全，还要在奉天维持治安。我当然不会忘记我的好朋友郭松龄，所以我也把他一起带到了奉军。
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了。我和我的好朋友郭松龄一起指挥东路军的奉军第三混成旅，而我则担任旅长。我们经历了霸县战斗和山海关阻击战，最终成为了这次战争中唯一获胜的部队。我们真是了不起！
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了。我领导着奉军第三军，而姜登选领导着奉军第二军，成为东北军入关的主力军。经过我部队的猛烈进攻，奉军突破了山海关，直奉军溃不成军，全军覆没。吴佩孚也被打得落花流水。哇，这真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战斗！
为张作霖手下，直系从此走入历史。奉系由此一战夺取了中央政权，我亲爹张作霖成了北洋军阀，奉系军事实力此时达到顶点。战后，我晋升为京榆地区卫戍总司令。
东北易帜
1928年6月4日，我亲爹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于是我接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统治东北。就在我亲爹被炸死后一星期，我果断地发动了“东北易帜”行动，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同年7月1日，我还给国民政府发了一封电报，叫作《绝不妨碍统一电》，促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统一。后来，国民政府还把我委任为陆海空军副司令和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我决定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特权，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可是，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东北进攻，结果我领导的东北军被苏军打败得一塌糊涂。最后，我不得不在伯力签订议定书，同意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权。
中原大战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中央会议的内战。在这混战中，5月蒋介石宣布了“平叛”，于是就有了中原大战。我手握重兵的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成为了交战双方争夺的对象。为了争夺我的支持，反蒋派于4月1日任命我为陆海空军副司令。后来，他们成立了北平国民政府，还特地任命我为政府的委员，一共有7个人，而且承诺政府一半的部长职务都由奉系人员担任。最后，当战事不利时，他们又许诺将察、绥两省和平津地区让给东北军。
1930年6月21日，蒋介石也任命我为陆海空军副司令，还许诺平津地区的军政、财权都归我掌握，黄河以北地区则全由我来掌握。他还任命了我的部下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王家桢为外交部次长，还用数千万元巨款来收买我。因为蒋介石请求，英国和法国驻华公使也出面对我施加压力。
在双方矛盾初期，也就是1930年3月1日，我发布了《劝告蒋阎息争通电》。在通电中，我表示“邦家多难，非息争不足以图存”，意味着只有停止争斗，国家才能安宁。我声称自己是中立的，并愿意调解、劝和。为了显示中立，我还拥有东北兵工厂，向交战双方都出售武器。但实际上，我更偏向支持蒋介石。我与蒋的代表，比如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等人关系亲近，而对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代表则较为冷淡。不过，由于奉系内部存在很多分歧，尤其是关于是否介入中原大战以及支持哪一方的问题，所以我并没有下定决心入关助蒋。
随着中原战火不断扩大，交战双方都竭力争取我的支持。1930年7月2日，我以养病为借口，避居葫芦岛一个多月。到了7月底，冯玉祥决定在陇海线发动总攻势，以配合晋军夺取战略要地徐州。但由于阎锡山军队的配合不好，冯军供给不足，最终未能如愿。同时，南方的桂军中途受阻，回师湘桂边界。蒋介石趁机调动援军，加强了陇海线的防守，反蒋力量陷入劣势。这时，我分析认为，如果蒋介石的部队夺回济南，那么他在中原大战中将获得胜利的机会。于是，我开始感到…（文章截断，未完待续）。
摊牌的时机已到。
1930年7月18日，我给张群发了一封密电，内容是这样的：“弟拟暂不返省，刻已派车迎岳军（张群字岳军）兄来岛畅谈，耀（方本仁号耀庭）、铁（指吴铁城）两兄如能同来，尤所祈盼。”吴铁城和张群来到岛上后，我向他们表示：“如果蒋的部队夺回济南，那就可以考虑出兵。”但我还是不愿具体表明出兵的时间。8月初，我从葫芦岛前往北戴河，继续观察时局的变化，等待着出兵的时机。可是到了8月中旬，蒋的军队攻占了济南，反蒋联军陷入了无法挽回的败局。
我感到出兵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1930年8月30日，我致电张作相和万福麟，内容是这样的：“良于卅日返省，现有事待商，希即来沈为盼。” 1930年8月30日，我回到了沈阳。不久，于1930年9月10日，我在北陵主持召开了东北最高会议。在会议上，我详细阐述了我决定出兵华北，武装调停内战的原因。我指出：第一，东北地处边陲，日本一直虎视眈眈，如果要抵御日寇，就必须实现国内统一，南京政府是全国统一的政府，只有支持这个政府才能确保…（文章截断，未完待续）。
国内的统一是我考虑出兵的首要原因。东北位于国家的边陲，日本一直虎视眈眈，如果要抵御日寇，就必须实现国内统一。此外，扩大会议内部存在许多派系，分歧重重。阎锡山和冯玉祥反复无常，无法成就大事。第三，蒋介石是一个阴谋家，有野心，对东北没有特殊感情。如果他想要破坏东北，他将不择手段。为了防止蒋介石继续分化东北军，唯一的办法就是尽早实现全国统一，停止内战。第四，蒋的军队已经攻占了济南，所以他应该履行对我们的承诺。我经过数月的冷静思考，做出了这个决定，我的分析充分有理有据。连一向反对出兵的张作相也无话可说，与会者都一致同意我的提议。我要说，我做出拥蒋入关的决定，既是为了维护奉系集团的利益，也是出于对国家统一的爱国之心。
1930年9月18日，我发布了一份支持中央、呼吁和平的电报，然后抓住时机出兵华北。短短10多天内，东北军成功占领了平津地区。10月15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一起给我发电报，表示接受和平解决。随后，阎锡山和冯玉祥下野，晋军和西北军也分别被我和蒋介石吸纳。中原大战结束后，我成了赢家。我在这场战斗中的胜利已经决定了我将入关…（文章截断，未完待续）。
虽然中原大战中我的军队未受到任何重大损失，但我在战争中不仅通过出售武器和索要军费赚了一大笔财富（蒋介石一开始就给了我500万元的开拔费），而且战后获得了晋、冀、察、绥四个省份以及和平、津、青岛三个城市的领土。整编后的晋军和西北军的一部分也听从我的指挥。此外，我还获得了中华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位，成为了蒋介石之下但统领众多士兵的杰出人物。我的部下中也有很多人进入了南京中央政府。中原大战之后，我的实力和声望达到了人生巅峰。
然而，由于需要处理中原大战后事务，我的精力被分散，而且中原大战后入关的大批东北军并未回到东北。因此，1931年，为了对抗石友三，我再次征调了一部分东北军的精锐部队入关，导致东三省的军力进一步削弱。这为一直企图侵略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机会。巧合的是，就在我入关的一年后，即1931年9月18日，日本年轻军官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日本拥有南满铁路特权，这一时刻正好为他们迈出九一八事变的第一步。
随着时局紧张，我开始担心与长期处于内战状态的中国可能会爆发冲突。1931年7月6日，我向东北政务委员会发电，表达了这样的担忧：“如果我们此时与日本开战，我们注定会失败。失败的话，日本将要求我们割地赔款，东北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我们急需避免冲突，以公理为依据来处理问题。”9月6日，我又致电臧式毅和荣臻，强调：“无论日本如何挑衅，我们都必须充分忍耐，不能与之对抗，以免引发冲突。我希望立即向各下属发出明确的指示，务必谨慎行事。”
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1931年9月19日，我在北京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的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我早已命令我的士兵，不要与日本军队发生冲突。因此，北大营的士兵早已交出了武器，保存在仓库里。”9月22日和23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分别发表讲话和告国民书，呼吁“采取暂时容忍的态度，等待国际公义的判断”和“希望我们的全体军队避免与日本军队冲突”。实际上，他们默认了我的不反抗原则。
根据“不抵抗政策”，我与蒋介石都抱有国际联盟会采取行动的期望。然而，截至1931年10月24日，国际联盟做出了要求日本撤军的决定，但日本不仅无视了这一要求，还于11月进攻了黑龙江嫩江守军。日本的野心变得毫不掩饰，我曾自言：“国际联盟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它只能调解争端，但不能强制执行裁决。中日事务最好由我们自己解决。”但在嫩江桥战役中，当日本军队和伪军张海鹏部队向嫩江桥发起进攻时，我命令守军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陷入混乱，依然依赖国际联盟。
在嫩江桥的抵抗战中，马占山几乎是独自一人战斗，未能获得驻守锦州一带的东北军的实际支援。我的驻锦州部队“毫无战斗准备”。江桥战斗结束后，我受到了社会的尖锐批评。上海救国联合会表示：“黑龙江省的马军，孤军抵抗日本，忠勇无双，但张学良未能派遣援军。”市合会致电国民政府，指责“张学良袖手旁观，日寇侵略东北，丧地辱国，放弃…（文章截断，未完待续）。
随着局势的恶化，对我的批评日益增加。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要求政府“严惩张学良，迅速出兵”。
南京政府在认识到日本必然会占领东三省并意识到国际联盟的软弱后，逐渐改变了政策。1931年11月14日，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各省的官员在面临外敌入侵时采取正当防卫，坚守国土，无论生死，不得丧守职责。
然而，即使在锦州事变爆发后，我仍未下定决心抵抗日本，而是倾向于实施“锦州中立化”计划。11月29日，我向蒋介石发去一份密电，表明“个人对此也颇有赞同”，并开始着手撤离东北军。尽管顾维钧在12月3日的电报中力劝我“自动撤退”，但我仍然未改变主意。后来，顾维钧和宋子文联名致电我，强烈呼吁：“如果日本人入侵锦州，兄应该为国计民生，为个人前途，坚决防守。”蒋介石也在12月8日的电报中向我表示：“锦州军队现在不应该撤退。”
1931年12月21日，我发电给第二军司令部，表明了在日本进攻锦州时的态度。我指出，尽管我军部署在关外，理应采取防范措施，但在政府方针未确定之前，我不会让锦州部队进行防御，而是会将其撤至关内，部队驻地包括迁安、永平、滦河和昌黎等地。然而，当日本军队开始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发电命令我积极筹划自卫，以巩固国界。尽管我部队已经开始从锦州撤退，但直到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在急电中强调“无论如何，必须积极抵抗”。然而，日本军队毫不费力地占领了锦州，标志着他们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
1932年，日本策划成立伪满洲国，从那时起，东北地区的数百万居民开始遭受长达14年的日本残酷统治和掠夺。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18日都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
过去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九一八事变是蒋介石一贯的“不抵抗政策”所致。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实际上“不抵抗政策”是我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达成的共识。我认为…
关于我和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中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其实有一些背后的原因。首先，我之所以采取“不抵抗”的政策，是因为东北军实际上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单独抵抗日本的军事进攻。日本当时最希望的是挑起战端，所以他们不断升级挑衅行为，试图引诱我们做出回应。然而，我清楚地认识到，一旦与日本开战，我将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援，结果只会是失去东北领土并削弱自己的军事力量。因此，我严格命令军民不得还击，不得回嘴，以免给日本人制造战端的借口。
至于蒋介石之所以采取“不抵抗”政策，是因为他一直秉持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路线。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我下令撤退，而蒋介石的日记表明，他直到1931年9月19日晚才从上海得知事变消息。实际上，我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也承认：“当时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有清晰地认识到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西安事变
在东北的情况稍稳定后，我于1934年2月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总的副司令，继续承担着一定的军事职责。1935年3月，我担任了武昌行营主任的职务，而后于10月…
我兼任西北剿总副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那时，日本的侵略行动日益咄咄逼人，而国民政府则屡次寻求妥协。中国驻国际代表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停止内战，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这一呼声在全国范围内日益高涨。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前往西安督战。在那里，我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一起向蒋提出请求，希望蒋介石能听取国内呼声，停止内战，团结抵御日本侵略。然而，蒋拒绝了我们的请求，要求我和杨虎城立即进攻陕北的红军，否则将分别将我们的部队调往福建和安徽。
1936年12月9日，中国各地党组织大规模地举行了群众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活动。在其中，有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了一名学生，这激起了群众的极大愤怒，他们决定前往陕西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下令我制止群众，并且如果必要，可以向学生开枪。我赶到队伍前，尽力劝说学生们回去。东北大学的学生高呼着口号，呼喊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请回老家，夺回东北失地！”等等。我向群众表示…
1936年12月12日，我与杨虎城共同向蒋介石提出了兵谏，逼迫蒋与共产党合作，这一事件成为了震惊国内外的“西安事变”。
在西安事变当天，我们向全国发出了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这些主张包括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实行共同执政，同时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的政治犯，开放民众，保障人民的集会结社自由，以及遵行孙中山总统的遗嘱。这些要求旨在实现国内的团结，共同应对日本的侵略。
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出现了一些关于蒋介石处理方式的分歧，有人主张杀害蒋，而另一些人则主张释放他。我和杨虎城都持主张释放蒋介石的态度。根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的回忆，杨虎城曾经与我商议释放蒋介石的四个条件：
- 蒋介石必须改变他的“安内攘外政策”，并且至少要通过谈话的方式向全国公开宣布这一决定。
- 南京政府必须采取实际行动来改组为抗日的联合政府，而不仅仅是口头承诺。
- 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驻地和地位不会受到改变。
我与杨虎城于1938年11月开始被囚禁在贵州省修文县阳明洞。后来，于1941年5月，我被转移到了贵阳市的麒麟洞。由于这个地点离市区非常近，所以不久之后，贵州的很多人都知道我被囚禁在麒麟洞。因此，在1942年2月，我被移至贵州省开阳县刘育乡的囚禁地点。
在1944年的春季，我再次被转移到了贵州省息烽县的阳郎坝。然后在冬天，我又被送到了桐梓县的天门洞小西湖。在1946年的4月9日，蒋介石在贵阳市的黔灵公园会见了我。不久之后，我被押往了重庆的歌乐山戴公馆。而在1946年的10月，我又被送往了新竹县。在1957年的10月，我被移至了高雄市的西子湾。然后在1961年的秋季，我搬到了台北市的北投居所。在这三个地方，我都度过了软禁生活。
我原本有一位妻子，名叫于凤至，我们共同育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后来又有了一个名叫“赵四小姐”的女儿。我晚年信奉宗教，这其实是我在早年就读基督教学校时形成的信仰。在1964年，我接受了洗礼。
根据一夫一妻制的规定，蒋中正命令我与于凤至离婚，然后与赵四小姐结婚。
在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接任总统之职，开始逐渐恢复了我的人身自由。自从1990年起，我获得了全面的自由，并前往美国进行了探访。在1993年4月，我被聘为东北大学的名誉校长，随后在5月，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名誉理事长。然而，到了1995年，我离开了台湾，前往美国夏威夷，在那里长期居住，直到我的逝世。
我的逝世发生在2001年10月14日，北京时间的14时50分，地点是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的史特劳比医院。我享年101岁。
关于我的历史评价，由于“西安事变”，国共两党对我有不同的看法。而我自己在晚年时曾自我评价说：“我们张家父子，若不是为了爱国，会有这种下场吗？”
唐德刚曾评价我：如果将个人生活和军事生涯分开看，那么在历史上，也不会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之所以将这三种不同的行业结合在一起，使其形成一体，是因为当时的情况和需要。这让我不仅仅是学良，也成为了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邵铭煌，中国党史馆主任，对我和杨虎城当年的行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作为将领，我们当时不仅没有积极参与剿共，还采用了不正当手段挟持统帅。这种行为在今天的中国也会受到制裁，不可能被容忍，更谈不上所谓的“平反”。
刘大年则提出了三个评价我的原则。首先，要考虑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其次，要看我是否真正推动了蒋中正参加抗日战争，这是否提升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最后，要考虑“西安兵谏”是否只有我和杨虎城能够起到这种作用，还是是否还有其他人可以代表全民族的意愿。根据这三条原则，历史学家可以对我的功过进行判断。学术讨论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对于像我这样的历史人物，不会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历史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没有人是完美的。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应当以民族大义为重，从民族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有人批评我嗜好毒品和女色，生活作风不检点。甚至在指挥热河保卫战时，有人称我“只到前线去过一次，还是为了陪宋子文；汽车每行15公里就得停下来，让我注射毒品”。但也有报道称，我在1933年成功戒除了毒瘾。
有人称我为“假将军、假英雄、假徒”。但也有人将我视为民族功臣，认为我是伟大的爱国者。
周恩来曾表示，无论我生死，中国党评我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总之，我和杨虎城将军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以爱国的赤诚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10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我认为这是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无愧是千古功臣。
李敖认为，我是值得尊敬的历史人物。
我要强调，张学良是中国的伟大民族英雄。我认为他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尽管他本来有机会成为东北的统治者，但他热爱祖国，坚决不愿意东北地区独立出去，尽管那个地区有足够的资源和条件来实现独立。相反，他坚守在中国的一统之下，为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和尊严，他忍受了蒋中正长达47年的软禁，从36岁一直关到83岁。他的爸爸也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充分显示了他对祖国的深切爱国情感。
此外，在家族方面，张学良有着丰富的家族背景。他的高祖父是张永贵，曾祖父是张发，祖父是张有财。这些家族成员的历史也与中国的发展和变迁密切相关。张学良作为家族的一员，延续了家族的爱国传统，为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关于我的家庭背景，我来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的高祖父是张永贵，曾祖父是张发，祖父则是张有财。这个家族背景深厚，与中国历史和社会变迁有着紧密联系。
在家族成员中，我父亲是张作霖，而母亲则是赵春桂。我还有一位姐姐，名叫张首芳。
至于我的妻子，我有三位妻子，分别是于凤至、谷瑞玉以及赵一荻。我也有两位儿子，长子叫张闾珣（由于于凤至所生），次子则是张闵。
这个家族背景对于我的人生和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反映了我对家庭和国家的责任与奉献。
在家庭中，我有一大家子，让我来介绍一下：
- 我有三位儿子：长子是张闾珣（由于于凤至所生），次子是张闵，而三子是张闾玗（由于于凤至所生）。
- 此外，我还有一位长女，名叫张闾瑛（她嫁给了陶鹏飞），以及一位四子，名叫张闾琳，他娶了陈淑贞。
在家族中，我有两位孙子，长孙叫张居信，而次孙则是张居仰。我的家族庞大，而我一直以家庭为荣，对家人充满关爱和责任感。
此外，关于我的故居，它位于天津法租界的32号路，现在是和平区赤峰道的78号。这座房子是一座西洋集仿式楼房，也是我的家庭历史和传统的一部分。
我曾在天津居住了二、三十年，期间我在那里有一座名为张氏故居的房子。
这座故居包括前后两幢砖木结构的楼房。前楼建于1921年，是一座三层楼房，还有地下室；而后楼则建于1926年，是一座两层楼房。这两幢楼房共有42间房间，总的建筑面积为1270.4平方米。整座建筑的总面积为1401.65平方米，而总的占地面积为1.495市亩。
这座建筑的造型非常豪华、美观和大方。前楼的正面二、三层都设有屋顶平台，室内非常宽敞而精致，使用了菲律宾木料来制作楼梯、地板、门窗等。卫生设备齐全，院内还有广阔的草坪。
这座房子是以我的妻子张寿懿（即张作霖的第五位妻子）的名义购自法国领事馆的。在1949年以后，张寿懿前往香港，由我的儿子张学铨来管理和出租这座房产。1956年进行了私房改造后，这座房子被国家经营，1960年后则改为公有制管理。这座故居见证了家族的历史和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