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笃正大巨佬

我，叶笃正，生于1916年，出生在天津一前清道台之家。当时，中国正在录制第一份现代意义上的气象记录。1930年，我考入了天津南开中学，这让我感受到了官僚的奢侈和民生的艰辛，也明白了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1934年，我积极参加革命组织，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奋斗。作为一名学生，我几乎被学校开除。1935年，我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并很快成为其中的领袖。两年后，我回到了清华大学，结识了我的学长钱三强。钱三强劝我放下乒乓球，专心投身革命事业。我一直坚信，只有通过共同的奋斗和斗争，才能达到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这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我曾经是一名物理专业的学生，但因为我认为气象学对于国家更加实用，于是选择了这门专业。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我跟随学校南下，但我的爱国之心并没有改变。1938年夏天，我的哥哥偶然在西安的马路上遇到了我。我当时正跟随我的女友参加卫立煌的战地服务团。哥哥劝我说，“你不应该从事这件事情，还是继续读书吧。”但其实我是因为和那位女同学分手，才回到了西南联大继续学习。1940年，我顺利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并考入了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师从名师王淦昌。在贵州从事大气电学研究。1943年，我获得国立浙江大学理学硕士学位。之后，我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后来，我决定出国留学，我相信通过走出国门，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能更好地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为一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青年，我深深热爱自己的祖国。1945年初，我被国民政府选送去美国留学。我从重庆乘飞机到印度，再坐船途经印度洋与澳大利亚，途中漂流了近一个多月，才最终到达美国。到达芝加哥后，我没有去游览当地的风景名胜，而是投身到紧张的学习中。1948年，我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获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我留在校内，师从世界著名大气物理学家罗斯贝，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这段时间，我发表了十多篇重要论文，我的博士论文《关于大气能量频散传播》中提出的大气运动的“长波能量频散理论”，被誉为动力气象学的三大经典理论之一。我也成为以罗斯贝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1949年，我在美国《气象杂志》上发表了我第一篇意义重大的学术论文《大气中的能量频散》，该文章被公认为动力气象学领域的经典著作。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自己身为在美国留学的中国青年，我难掩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当时我正在异乡，但我义无反顾地作出了回国的选择。我对导师罗斯贝说：“我觉得新中国是有希望的，我想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罗斯贝被我说动了。1950年10月，在罗斯贝的帮助下，当新中国正在欢度第一个国庆日时，我和妻子冯慧终于辗转回到了中国。回国后，我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工作站主任，在北京西直门内北魏胡同一座破旧的房子里开始了艰苦的创业。1957年，我和同事开创性地研究了东亚环流的季节变化, 在国际气象学界引起了极大关注。这也是我在国内气象科学领域获得的首批重要成果之一。1966年，我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和名誉所长，同时还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特邀顾问。1978年10月，我出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所长。这也是我在回国后服务祖国科学事业的一个新的起点。在“文革”结束后，科学事业得到了重视和发展，我和我的团队一起不断探索与研究，使得我在国内气象领域逐渐走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我担任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的时候，大气物理研究工作还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我为所的发展制定了战略设想，同时在我任职期间取得的显著成果为大气所的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八五”期间，我作为气象学界的首席代表之一，担负起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一的“中国未来20年～50年生存环境变化趋势的预测研究”。1980年11月，我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后来也被选为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1981-1985年，我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同时，我还在1979-1987年期间出任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可以说是忙碌而充实的岁月。1987年，我受国际科盟理事会任命为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特别委员会委员。这是又一个荣誉，对我在气象科学领域的努力也得到了世界认可。1995年，我把自己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成就奖”的100万元奖金捐给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用于奖励在大气研究领域有杰出贡献的青年学者。这是我的一次回馈与帮助，也希望能够激励更多的青年学者们为祖国科学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2005年，我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对我多年来在气象科学中的努力、付出和成就的认可。2013年，我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终生致力于气象科学研究，并为祖国科学事业做出了我的贡献。我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在2016年10月16日18时35分，由于病情加重，在中国北京，我逝世了，享年98岁。作为一名气象科学家，我的科研成就可以说是相当显著的：首先，我开创了青藏高原气象学，并首次发现围绕青藏高原的南支急流、北支急流及它们汇合成为北半球最强大的急流，严重地影响着东亚天气和气候。我还指出了青藏高原在夏季是大气的一个巨大热源，而冬季是冷源，深入研究了夏季青藏高原热源及其对东亚大气环流的影响。由于我在青藏高原气象学的工作，国际上才认识到了大地形的热力作用，并为青藏高原气象学的建立奠定了科学基础。其次，我创立了大气长波能量频散理论，提出了大气平面Rossby波的能量频散理论，并从理论上证明了西风环流中的能量可按远大于其地转时间的速度离散。这一理论发现被公认为是我在大气科学研究中最为杰出的成就之一。此外，我还在大气科学中做出了其他一些贡献。例如，我与同事合作建立了中国气候区划方法，并开展了应用研究。我还创建了第一个研究淡水湖泊水文气象学的通用数学模型，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南水北调工程和三峡电站应用研究中。虽然我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希望我的科学成就可以为后人提供帮助，并继续推动气象科学的发展。我提出了风速群速度向下游（或上游）传播的理论，这为现代大气长波的预报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外，我还发现这个理论可对阻塞高压天气系统的生成、维持和移动给出一种动力学解释。31年后，这个理论被B.Hoskins的“大圆理论”所推广，并成为对遥相关和遥响应的理论解释。我也创立了东亚大气环流和季节突变理论。我和陶诗言等合作发现，在过渡季节（六月和十月），东亚和北美环流有急剧变化的现象，这一发现对中国天气预报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还发现阻塞形势的建立和崩溃常伴随着大范围环流形势强烈转变，长期维持则带来大范围气候反常现象。这些发现和理论成为研究东亚气象学问题的重要文献，为中国天气预报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中国之外的学者则在10多年后由于1976年冬季北美出现极其寒冷的天气，才开始提出各种系统理论，并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除此之外，我还创立了大气运动学中的“惯性搅拌”理论。我发现在大气中有许多小尺度的湍流流场被大尺度的流场所影响，而这种相互作用会产生惯性搅拌，这对于解释地球的中尺度气象现象非常重要。我和同事的一系列工作，最终建立了大气运动适应尺度理论。这个理论解决了气压场和风场谁主导大气环流的问题，同时指出实际运动的尺度如果大于某一特征尺度，气压场起主导作用；而如果小于特征尺度，风场起主导作用。对于中小尺度的大气运动同样存在适应问题。这个独创的理论在完善大气运动各分量的相互作用过程的物理解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天气预报业务上得到了应用。我也在开拓全球变化科学新领域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时期中，我便积极带领团队开始了气候变化的研究。我还积极参加全球变化科学组织（IGBP）的创立，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个领域中，我贡献了一系列科学思想，如气候和植被过渡带的敏感性、全球变化中大气化学的作用和“有序人类活动”适应全球变化等。我通过模拟计算后指出，大范围的灌溉可以改变沙漠化的趋势，提出了绿化荒漠化地区的方法。这些工作奠定了全球变化与气候科学的基础。我的工作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的研究结果表明，灌溉对气候和水文的影响可以持续3-6个月，因此被称为“陆面记忆”，证明了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的可能性。我在中国现代气象业务事业发展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的理论研究成果对提高气象业务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些理论至今仍在发挥作用。比如，在业务天气预报中，大气长波能量频散理论被俗称为“上游效应”；阻塞高压形成和维持的理论则是业务上持续异常天气预报的重要基础；青藏高原气象学理论不仅是天气预报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气候预报的主要基础；大气运动的风场和气压场的适应的尺度理论至今仍然是天气分析和预报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除此之外，我还积极参与和指导建立中国气象业务系统，为中国气象局的“气象中心”、“气候中心”和“信息中心”的建立做出了实质性贡献。我共发表了145篇论文和12部专著，为气象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共发表了1945-2003年间的许多论文，其中在SCI核心刊物上被收录的论文有18篇，被引用了520次。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有136篇，被引用了743次，这些论文都是我多年研究成果的体现。我的代表性著作包括：1949年在美国《海洋学杂志》上发表的“大气能量频散”的文章；1958年与朱抱真合著的《大气环流的若干基本问题》；1961年与李麦村合著的《大气中适应问题》；1974年与张捷迁合作，在《中国科学》上发表的《青藏高原加热作用对夏季东亚大气环流影响的初步模拟试验》；1979年与高由禧等合著的《青藏高原气象学》；还有在J.o杂志上发表的《大气运动尺度特征的研究》等重要论文。这些著作都是我研究成果的重要体现，对气象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一直致力于气象学领域中的研究和理论创新，在多个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我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引用，而且在国际上也广受关注和赞誉。我曾与李麦村合著在1982年发表在《气象学会志》上的论文。另外，1984年我与Witherald博士等合作，在《月刊气象评论》上发表论文《土壤湿度对短期气候和水文变化的影响-数值实验》。1988年，我在《大气科学》上发表论文《青藏高原夏季热结构和对流活动及其与大尺度环流的相互作用》。这篇论文也被收录在大气研究所60周年纪念杂志中，对于我在气象学领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除了在学术领域中取得重要成果外，我也注重人才培养。我认为，培养年轻的气象学家是非常重要的，我会尽我所能去指导和帮助他们。我的的许多学生已成为我国气象领域的专家和学者，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我曾经培养了一批接一批的气象学家，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庆存、周秀骥、巢纪平、黄荣辉、吴国雄、李崇银等，他们都是我的学生或得到过我的指导。我非常重视年轻人的培养和指导，在他们取得好成绩时，我也倍感欣慰。叶笃正的家族成员比较庞大。我父亲叶崇质曾是直隶巡警道（即厅长），创建了天津的警察体系。我还有三个哥哥和五个姐姐，我是家中的第七个孩子。我的三哥叶笃义曾是人士，曾任民盟中央。我的五哥叶笃庄是农业史专家，也是《物种起源》《达尔文全集》的翻译者。我的六哥叶笃廉曾任中央党校理论部副主任，而我的九弟方实原名叶笃成，是《炎黄春秋》的顾问。在社会中，我也担任过一些职务。我曾在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任教授、研究员，也曾担任过中国气象局党组成员。此外，我还是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世界气候研究计划项目委员会委员、联合国自然灾害减轻国际战略科学委员会委员等。我的社会任职经历也让我更臻于成为中国气象学领域的专家和学者。我曾经担任过多个职务，其中包括气象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国家科委气象组副组长，中国气象学会第19届、20届理事会理事长，还成为了英国皇家气象学会、美国气象学会的荣誉会员。此外，我还是世界气候研究计划联合科学委员会委员、国际大气物理和气象协会执行委员、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联合会执行局成员，我还曾担任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顾问，并担任《气象学报》《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的主编等职。我也曾在党政机构中担任过职务。我是第三届和第五届全国代表，并出席过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会议。在我的科研工作中，我也获得了多个奖项。我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气象学会突出贡献奖等多项奖励。这些奖项的获得是我工作的肯定和激励，也让我更加努力投身于气象学领域的研究和发展。我在我的科研工作中，也获得了多个奖项的肯定和激励。其中，我曾获得过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三等奖，获奖年份是1956年。此外，我还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奖年份是1987年。除此之外，我还得到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以及中国气象学会突出贡献奖等多项奖励。这些奖项的获得，是我科研工作的宝贵肯定，也让我更加坚定自己在气象学领域的研究和发展方向。我很荣幸地获得了多项科学技术奖项的殊荣。其中，我曾获得过第一届何梁何利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获奖年份是1995年。同时，我也曾获得过陈嘉庚地球科学奖，同年获奖，1995年。除此之外，我还曾获得过国际科学技术成就奖章、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诸多奖项，这些奖项对于我在气象学研究上的坚持和努力的肯定，更使我深受鼓舞，坚信只要不断努力，未来依然可期。在我的科研生涯中，我曾经获得过多个国际和国内气象学领域的奖项。其中，我曾获得过第48届国际气象组织奖（IMO），这对于我未来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此外，我还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年份是2005年。这无疑是我体系化气象学研究再次取得的巨大突破，更是我一系列科研工作的圆满收官。除此之外，我还曾获得过首届创新方法成就奖，这也是一次对我的科研贡献的肯定。这些奖项不仅仅只是奖旗和奖状，更是我不断前行和坚持理念的动力来源。我所获得的荣誉和称号是我科研事业的一段历史。1981年，我荣膺芬兰科学院外籍院士身份。1982年，又被授予英国皇家气象学会荣誉会员。1990年，再次荣获美国气象学会荣誉会员。2004年，我荣获了国际气象组织奖，亦有“气象诺贝尔奖”之称。同年，我还荣获了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荣誉称号。2005年，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成为了所有气象工作者的骄傲。在人物影响方面，2010年5月4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将国际永久编号第27895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我名字的缩写，这也是我一生科研工作的巨大荣誉和认可。这些奖项和荣誉不仅代表了我的成就，更为我未来的研究生涯注入了新的动力。叶笃正院士，一位风华正茂时已经是奠基人，古稀之年仍然是开拓者的大学者，让我对他的事业充满了敬畏。叶院士一生热爱祖国，热爱气象科学事业，为此孜孜不倦，努力进取，充满创新精神，为科学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我看到了他不懈追求的奋斗，深受感动。在他的身边，我看到了一位善良温暖的老师，以无尽的热情和善良帮助学生，叶教授得到了遍及世界各地的尊敬和感激。叶院士的学术思想、为学之道和人品，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和后代的学者，其精髓就是将普适性的科学理论和有具体特色的问题紧密联系起来，既掌握科学真理，又为国家和人民利益服务。我非常佩服和崇敬这位值得世人敬重的大师，他对科学事业的贡献将铭刻在历史长河中。我对叶先生这位气象学界的巨匠充满了敬意。他是一位非常坚定的爱国者，一直致力于将国外的先进科学理念引入国内。在他的努力下，推动了中国大气物理学的发展，也为国际气象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一位爱国、爱人民的科学家，叶先生最难能可贵的品质是不管受到什么不公正待遇，依然保持了一名优秀科学家的风范。他一直带领我国气象研究与世界科学发展保持同步，为我国的科技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我非常崇敬叶先生这位杰出的气动力学家，他的成就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