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五代十国的经济状况

吴、南唐——杨行密、徐温都注意恢复生产，境内粗安。徐知诰执政，更加重视农桑。吴国旧制，上等田每顷收税足陌现钱二贯一百文，中等田一贯八百文，下等田一贯五百文，如现钱不足，（本文选自范文澜《中国通史》）唐末军阀混战，中国为南北两半。南方南方自南朝历隋、唐，经济一直在缓慢地上升，并且形成了若干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是两汉以来的旧区域，每逢中原丧乱，就有人据蜀自立。隋唐时扬州为东南第一大城市，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地区，富强足以自立，并且有力量占据江南、江西土地，形成一个大经济区域。三吴(南朝称吴、吴兴、会稽三郡为三吴，即唐朝苏、湖、越三州)是南朝经济文化的精华所在地，唐时立浙江东西两道，设镇海(浙江西道，治苏州)镇东(浙江东道，治越州)两节度使，唐末，以新起的杭州为中心，形成一个两浙区。岭南、福建经济文化较上列各区落后，福建更落后些，唐中期以后，两地都渐有进展，岭南以广州(岭南节度使治所)为中心，福建以福州(唐时福建经略使治所)为中心，形成两个区域。广州是海上贸易的主要城市，福建的泉州，唐时也开始成为通商港口，海上贸易对这两区有重要意义。湖南比福建差，但唐朝新发达的商品——茶叶，在湖南大量生产，为北方所必需，这就形成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区。荆南(南平)是南北交通枢纽，又是北方小朝廷与吴、蜀、楚诸国的缓冲地，依靠商税，勉强自成一区。以上各区，经济发展程度，高低很不平衡，大体上，割据者可以凭借一个区成立一个政权;另方面，割据者要巩固自己的政权，还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推进经济，五代时期南方诸国战争较少，某些国君注意兴利事业，原因在此。尽管是这样，各区并不能完全自给，有待于互通有无，更有侍于南北双方的互通有无，所以，五代十国上是的，全中国的经济联系却是相当密切的，自然，这种联系不能不受的阻碍，当北方政局稳定时，全国就不可抗拒地复归于统一。前、后蜀——两汉以下，蜀一向是农业、工商业发达的地区。王氏、孟氏据蜀先后凡七十余年，境内很少发生大战争，民众得以继续进行生产，如果说，前、后蜀立国也还有些好处的话，这就算是好处。至于前、后蜀统治者，剥削都很残酷。王建急于聚敛，虽然仓库装不下了，还是贪得无厌。蜀中每年季春月有蚕市，百货云集，市况甚为繁盛。王建曾登楼望见有许多处作桑栽(桑树秧)交易，对左右人说，桑栽很多，如果收税，必获厚利。足见他多么留心获厚利。王衍和他的臣属，专以奢淫相比赛，浪费无限。九二五年，唐兵入成都，没收蜀仓库所存武器、钱粮、金银、缯锦共以千万计。所谓千万计，就是数量极大。九二六年，孟知祥查库，还有铠甲二十万副，以此为例，蜀仓库确实是装得满满的。唐兵没有抢掠成都市，退兵时，孟知祥令成都富人及王氏旧臣献钱，以六百万缗犒唐军，剩下二百万缗归孟知祥。富人及旧臣的钱，自然都是剥削得来的，一次就能献出八百万缗，平时剥削的严重可以想见。孟知祥据蜀，待将相大臣“宽厚”，所谓“宽厚”，就是让这些人任意去搜括。孟昶继位后，宰相张业设牢狱在家里，用残酷的刑罚勒索民财。将相大臣放纵无忌惮，甚至掘坟墓求财物，搜括到了地下，地上还有什么可免搜括。民众继续生产，统治者继续掠夺，民众穷苦无告，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前后蜀都不战而亡，因为民众对它们实在厌恶到极点。吴、南唐——杨行密、徐温都注意恢复生产，境内粗安。徐知诰执政，更加重视农桑。吴国旧制，上等田每顷收税足陌现钱二贯一百文，中等田一贯八百文，下等田一贯五百文，如现钱不足，依市价折金银。又有丁口税，计丁口征现钱。宋齐丘建议收税不用现钱，用谷帛代现钱，并“虚抬时价，折纳绸绵绢本色”。当时市价，绢每匹五百文，绸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宋齐丘主张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文，绸为二贯四百文，绵为四十文，都是不打折扣的足钱，义废除了口税。宋齐丘要官府收租税，用高于市价三四倍的虚价来折合实物，确是大胆而有远见的建议(这是《容斋随笔》转载北宋许载所著《吴唐拾遗录》的原文，《通鉴》作“绸绢匹值千钱者当税三千”，是一般地说提高三倍)。朝议喧哗，以为官府损失太大。宋齐丘说，那有民富而国家贫的道理。徐知诰断然采纳宋齐丘建议，认为这是劝农上策。果然，不到十年，江淮间呈现“旷土尽辟，桑柘满野”的繁盛景象，吴国也就富强了。徐知浩称帝后，下诏民三年内种桑够三千株，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够八十亩，赐钱二万;桑田和农田都免租税五年。这样奖励农桑，在五代时期是唯一的国家，也因为是个富强国，所以有力量抵御北方军阀的侵扰长江流域。南唐李璟、李煜时，赋税逐渐加重，和别国比还算是轻一些。吴越——南方诸国多兴修水利，吴越尤为积极，两浙农业发达与水利是分不开的，这应是钱氏政权的成绩。但钱氏君臣，奢侈成风，民众不胜其苦。钱镠居室用具，极为精美，晚年更加放纵。钱氏据两浙八十余年，对北方小朝廷贡献厚礼，在国内任情浪费，地小人多，赋敛苛暴，鸡、鱼、卵、菜，无不收税。即使欠税不多，也要被捉，受鞭笞刑。《咸淳临安志》说“民免于兵革之殃，而不免于赋敛之毒，叫嚣者八十年”。这是钱氏政权的定论。楚——南方各地多出产茶叶，湖南产茶尤多，楚立国主要依靠卖茶和通商。马殷听从高郁的建议，提倡种茶，让民自采茶叶卖给北方商容，宫收茶税。九○八年，马殷向梁太祖请求，每年贡茶二十五万斤(《旧五代史》作数万斤)，换取卖茶权。梁允许楚在汴、荆、襄、唐、郢、复等州置回图务(商店)，运茶到黄河南北，交换北方的衣料和战马，楚获利十倍。湖南民间不事蚕桑，贸易上处于不利地位，马殷令民纳税，以帛代钱，湖南丝织业开始兴盛起来。又令民间种棉，楚贡品中有吉贝布，就是用木棉织成的布。唐时岭南、福建已种棉织布，马殷时传入湖南，新创一种富源，马殷免收商税，招徕四方商人。湖南产铅、铁，铸为铅钱、铁钱，十文当铜钱一文，通行境内。商人出境，铅、铁钱不能使用，只好购买湖南物产带走。“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这就是马殷的治绩。马殷死后，继位人都是暴君，民欢穷困。周行逢占据湖南，改革马氏弊政，境内粗安。闽——王潮、王审知以保境息民为立国方针，劝农桑，定租税，交好邻国，奖励通商，闽民众得到三十年休息。王审知死后，继位人多是暴君，王继鹏起三清台，用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每天烧龙脑等香数斤，以此为例，一个小国的民欢，负担是沉重的。南汉——南汉国君自刘岩起，都是极奢侈极残忍的暴君。九三四年，刘岩造昭阳殿，用金作屋顶，银作地面，木料都用银装饰。殿下设水渠，渠中布满真珠。又琢水精琥珀为日月，放在东西两条玉柱上。刘造万政殿，饰一条柱子就用银三千两。又用银和云母相间隔，包装殿壁。这种富丽辉煌的建筑物，是用多少民众鲜血变成的，实在使人触目伤心，不寒而栗!刘岩恶毒无比，设有灌鼻、割舌、支解、剖剔、炮炙、烹蒸等惨刑，又有水狱，聚毒蛇在水池中，投入他所谓的罪人，让毒蛇咬死。他的继位子孙，都是和他类似的野兽，他们造成穷奢极侈的宫殿，取得人力和财物的方法就是惨刑。南平——九六三年，宋太祖使卢怀忠去南平观察情形。卢怀忠回来说，荆南兵不过三万，年景不坏，民众却困于暴敛，消灭它很容易。果然，宋兵经过江陵，便灭掉南平。南方诸国，除少数国君曾做了些有益于民的事情，其余都是民贼。民欢遭受剥削是极其严重的。例如宋太宗时，废除淮南、江浙、荆湖、广南、福建等地的鱼税，又前后下诏废除或减轻“橘园、水硙、社酒、莲藕、鹅鸭、螺蚌、柴薪、地铺、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的税收。单看苛税(实际不只这些)名目，可信南方诸国同北方一样，也是物物有税。又如丁口税，有些地方每人每年要纳钱数百文，到一○一一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才下诏“两浙、福建、荆湖南、北路身丁税并特放除”。这些苛税，或起自唐末，或诸国新设，税名或税率有增无已，民众的痛苦自然也有增无已，自从北方出现周宋两朝，南方诸国再不能有什么继续存在的理由。北方黄河南北广大地区，五代时期，大小战争接连发生，战争本身(主要是杀害民众)以及由战争引起的各种灾难(主要是搜括财物)，使得社会遭受大破坏。从此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进一步地转移到南方，北方变成比较落后的地区。自远古以来，经济文化的中心总是不离开黄河流域，现在南移到长江流域，这个大变化，是五代在历史上的重大特点。北方战争的后果，略述如下： (1)生产力的摧残劳动群众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力，在生产工具无大变化的情况下，一个时期内户口(其中绝大部分是劳动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增加与耗损，足以测定这个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与衰退。五代时期北方户口大减，原因是统治北方的军阀，尤其是带有游牧人风气的沙陀军阀，心目中只有战争严刑和搜括，别的事一概无知。民众不是死亡，就是流散，坚守乡土的人，唐末以来长期生活在重重灾难中，那里还说得上发展生产! 战争——这里举一个例，说明战争是怎样耗损人命。九四八年，汉将郭威率兵灭河中、永兴、凤翔三叛镇。这次战争在五代时期不算是大战，更不是久战。九五○年，汉隐帝使人到战地收埋战死及饿殍(民众)遗骸，当时已有僧人收埋了二十万具，可知未收埋的还不在少数。按此例类推，每次战争，军民死亡数虽多少不等，但有战必有死亡，特别是当地居民大量死亡，是毫无疑问的。唐未秦宗权蹂躏河南，朱全忠在河南、北进行战争三十年，李存勗与梁，河上相拒十余年，大小百余战，契丹经常入侵，石晋末年深入到开封，退兵时，仅仅屠相州城(九四七年)，就杀死十余万人。这些大战久战，加上其他连年不息的小战暂战，再加上输送军需的民扶路上死亡，死亡总数实在可骇，十六国以后，黄河流域又一次化为大屠场。严刑乱杀——梁至汉四朝君主，全是野蛮武夫，杀人看作等闲，人命轻似草芥，残暴大致相似。唐明宗在四朝君主中算是唯一的好皇帝，“然夷狄性果”()，常常杀死无罪人。某次他听巡检使浑公儿口奏，有百姓二人用竹竿练习战斗，他立刻命石敬塘去办理。石敬塘一到就把二人杀死。第二天枢密使安重海奏称二人是小儿，战斗是游戏。晋出帝遣使者三十六人分路搜括民财，各给一把剑，得任意杀人。使者带着大批吏卒，手执刀杖，闯进民家，随便杀夺，民死无数。唐晋用刑已极惨重，汉法尤其刻毒。郓州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尽平阴县(山东平阴县)十七村居民。卫州刺史叶仁鲁率兵捕盗，有十来个村民逐盗入山中，叶仁鲁后到，硬指村民为盗，全数斩断脚筋，陈列山麓示众，宛转呼号，数日才死。河东节度判官苏逢吉奉刘知远命清理狱囚，苏逢吉不问轻重曲直，一起杀死，说是奉命静狱。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专喜杀戮，认为有罪的人就杀死。某次太白星白昼出现，民众仰观，史弘肇派兵捕捉，悉数腰斩。又作断舌、决口、斮(音酌zhuó斩断)筋、折胫等刑，天天杀人。凡是被捕的人到官，狱吏请判，史弘肇不问轻重，伸出三个指头示吏，即时腰斩。以上只是举些例证，说明皇帝和大官提倡杀人，自然造成一种异常残酷的风气，凡是他们统治的地区，实际是一座广大的活地狱。 (2)人为的天灾自然灾害本是常有的事。在较好的时候，社会抵抗力较强，灾害的后果就会减轻些，在乱世，灾害与相结合，那就后果不堪设想。例如九四三年(晋出帝天福八年)，春夏有旱灾，秋冬有水灾，蝗虫大起，晋境内竹木叶都被蝗虫吃光。晋出帝因国用不足，下令括民间谷物，督责非常严急，逼民众献谷，民众饿死数十万人，人数更不可计数。恒、定等州灾情尤重，晋朝廷知道无可再括，特令免括。顺国节度使(驻恒州)杜威却奏准援别州例括民谷，尽量搜括得一百万斛，送给晋朝廷三十万斛，其余归杜威私占。杜威又括得三十万斛，凑足一百万原数，次年春粜给民众，得钱二百万缗。杜威凭空得二百万缗，大批民众饿死可以想见。五代时各种天灾，屡见于记载，不再列举，这里只说由人工制造的黄河水灾。六年，黄河水涨，滑州城(河南滑县)危险，朱全忠决河堤，分河道为二，夹滑州城东流，散漫千余里，从此黄河为患愈益严重。九一八年，梁将谢彦章为阻止李存勗进攻，在杨刘城决河，大水弥漫，曹、濮二州遭大水灾。九二三年，梁将段凝在酸枣(河南延津县)决河，东注曹、濮、郓等州，企图阻止唐兵，称为护驾水。决口不断扩大，曹、濮遭害更甚。据朱熹《通鉴纲目》的记载，河决十六次，五代竞占九次。据《旧五代史·五行志》残缺不全的记载，自九一○年至九五三年，黄河决口及其他水灾，多至二十四次。这些水灾虽然不是故意制造，但由于连年战争，水利不修，成灾率大增，所谓天灾实际上仍是人工造成的。黄河下游诸州水灾特别频繁，原因是朱全忠决滑州河堤，梁、晋相持，梁屡次决河阻晋兵，此后并无大修治，河灾自然要接连发生。九四四年(晋出帝开运元年)，滑州黄河决口，水浸汴、曹、单、濮、郓五州。郓州城西南有梁山，山周围二十余里，上有虎头崖，下有黑风洞，山南是古钜野泽。这次河决，大水环绕梁山，成为著名的梁山泊。 (3)租税的苛暴据《旧五代史·食货志》说，梁赋税较轻，唐庆宗用孔谦为租庸使，剥削极繁重。后来历朝赋税，基本是沿袭唐庄宗旧制，但常有新添的名目。五代租税，大抵正供以外，附征农器钱(每亩一文半)曲钱(每亩五文)、正帛钱、鞋钱、地头钱、蚕盐钱及诸色折科。附征以外，又加征秆草每柬一文，绢、、布、绫、罗每匹十二文，鞋每双一文，现钱每贯七文;丝、绵、绸、线、麻皮每十两加耗半两，粮食每石加耗二斗(唐明宗时加)，称为雀鼠耗。加征以外，省库(中央库)收纳上列钱物时，又别证现钱每贯二文，丝绵等每百两加耗一两，秆草每二十束加耗一束。汉隐帝时，王章管财政，聚敛更急暴，在旧制雀鼠耗外，又加二斗，称为省耗;旧制钱出入都用八十文为陌，王章改为收入八十、支出七十七为陌。周太祖改定每田十顷税取牛皮一张，多余的牛皮听民自用或买卖，但不得卖给邻国。周以前，禁民私藏牛皮，悉数卖给官府。唐明宗时官给盐，偿皮价，晋时并盐不给，汉时民间私藏牛皮一寸处死刑。周把牛皮均摊在田亩税中，在当时算是一件良政。统治集团内部，也互相剥削，大小职官对皇帝要纳尚书省礼钱。太师、太尉纳四十千，太傅、太保纳三十千，司徒、司空纳二十千，仆射、尚书纳十五千，员外、郎中纳十千。藩镇见皇帝，送特重的礼，称为买宴钱。礼钱以外，官员还得自出办公费。宰相出光省钱(宰相纳光省礼钱三百千，藩镇带平章事官号纳五百千。别一记载说，宰相纳礼钱三千缗)，御史出光台钱，下至国子监监生出束修钱二千，及第后出光学钱一千。官员对皇帝送礼，小官对大官送礼，学生对学官送礼，最后实际出钱的当然是劳动民众。直接管理民政的县官，五代时轻视特甚。凡大官府佐杂官中最龌龊无用及昏老不堪驱使的人，才派充县官。这些人贪求刻剥，丑态万状，当时优伶打浑，多用县官做玩笑材料。自然，县官的可笑，就是民欢的可悲。上一页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