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0年8月踏入工作的世界，我一路在宣传和文化的领域中探索黄梅戏艺术与社会科学的奥秘。迄今为止，我已经发表并出版了近200篇论文、传记和散文，总计约300万字。此外，我还创作和改编了多部小戏及唱词，共四册，并主编了《黄梅采茶戏志》以及其他几部著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我主编撰写的一系列作品陆续见诸出版。
其中，《新拾棉花》、《李益卖女》、《过界岭》和《刘老汉猛斗铁算盘》的改编版，以及我所撰写的《五祖寺》，都得到了书籍形式的问世。我还参与编辑了一些历史资料集成，并对传统剧目进行整理校勘，最终结集为《黄梅戏传统剧目汇编》，这套丛书分15集，每个集中有480万字。这不仅结束了无文字版本流传的情形，也完整地展现了黄梅戏发源地的基本状况，对于艺术史料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追寻黄梅戏发展历程的一切细节，我曾遍访鄂、赣、皖、浙、闽、湘、豫等7省56个县市，以及湖北省所有乡镇的大部分村落。通过走访与黄梅戏相关的人士，查阅各种文献资料，并选读宋元以来的野史及解放后的杂志文章，我深入研究了解放前后的传奇杂剧与花鼓诸腔。同时，我也考证搜集有关艺术档案达350宗，千余万字。
经过50年的努力，我成功自费抢救出305本独特剧目，其中20多本是稀世孤本，共600余万字。1990至1999年间，再次对236本进行整理校勘，最终出版为《黄梅戲傳統劇目匯編》丛书，这是我长期以来对于保护并推广黃梅戲文化贡献的一部分。
我的工作得到了国家文化部等部门认可，在1988年10月被授予嘉奖证书。此外，在中国第三次黃梅戲學術研討會上，其貢獻也獲得高度評價，被視為實現黃梅戲新的飛躍所需動力。我還被收录进包括《世界名人录》在内的30余部辞书之中，这些都是我对黃梅戲藝術持續不懈努力與貢獻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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