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约1917-1923年思想背景

（作者：徐中约，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历史学者、教授）

的建立并没有带来和平、秩序和统一；相反，早期的特征是道德沦落、君主复辟运动、军阀割据，以及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加剧。明显地，采取共和体制而带来的面貌，并不足以革新国家；还需要有一些更基本的运动来唤醒国家及人民。

受过西方教育或影响的新知识分子，鼓吹在国民生活的哲学基础方面，进行一场激烈变革。他们号召用现代西方的标准，重新评价中国的文化遗产，乐意地与引致中国衰弱的那些因素决裂，并且决定接受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作为新秩序的基础。同时，他们发动一场以白话文代替古文的新文动。这场知识风暴给儒家，包括传统伦理、风俗、人际关系和社会习俗，以粉碎性的一击；同时，还对中国过去引入了一种全面否定的新态度。就深度和广度而言，这场思想变革超过1895-1911年期间的变革(见第十八章)。的确，有些论者认为自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22-公元前221年)以来，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如此剧烈及根本的社会和思想变革。

这场发生在1917-1923年的思想被奉为新文化运动，有时也可能被夸大的描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个动荡不定时期里的一个高峰，是1919年5月4日北京浩荡的学生，这场很快引起全国的回应，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五四运动。

知识酝酿的激荡年代不可能在没有国内外某些重大发展的情况下出现。从国外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主义和情绪格外强烈，威尔逊(Wilson)的民族自决和取消秘密缔约的理念，吸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且，一系列具有时代意义的事件在世界各地相继发生：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芬兰、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者的反抗运动；1918年日本的米(rice riots)。相比之下，中国却饱受混乱和军阀割据之患，中国的知识分子深感有责任来复兴受冲突弥漫和内战蹂躏的祖国。

这些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热情，肩负这项任务，部分也为1915年日本提出的令人屈辱的二十一条所激励。2这个条约分为五项，前四项中日本要求控制山东、满洲、内蒙古、中国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最阴险的要算是第五项，日本要求中国在、财政、军事和管理方面，雇用日本的顾问，还要求中国至少从日本购买百分之五十的。

这些条款激怒了中国民众，然而，在1915年5月7日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的压力下，袁世凯接受了前四项，对第五项则予以保留。接着，在没有征得立法机关的同意下，袁世凯于5月25日与日本缔结了这项条约。

为表，旅日中国留学生成批回国，而中国商人也组织了一场广泛的日货运动。二十一条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加速了逼近灭亡的恐惧感和随之而来的民族主义的爆发。

导致新的民族主义兴起的，是上觉醒的工商阶层和1919年已达二、三百万之众的劳动大军的迅速崛起。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国内外的有利条件，中国工商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特别是在纺织、面粉、丝绸、火柴、水泥、烟草和近代银行与股份公司这些领域。国内，1912年新建立的取代了帝制王朝，标志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政府不再将企业家和商人视作怀疑对象；也没有像清朝那样禁止私人“团体”和协会的形成。由士人变为实业家的张謇担任工商总长，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和保护工商业发展的规定。

国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在华的帝国主义势力迅速衰退的时期，这场战争也给欧洲的工业和它与亚洲的贸易带来负面影响，然而却为中国本国工业的畅通发展创造了一个黄金时机。1913-1918年期间外国进口中国的数量变化，分别是：英国进口量由9,600万两降到4,900万，法国进口量由520万两降到150万；德国进口量由2,800万两降到零。以相反比例计算，中国的外贸赤字从1913年的1.66亿两关税降到1919年的1,600万两，同时丝绸出口从1914年的87,517担上升到1919年的131,506担。与此类似，中国本国的工商业飞速增长：纺织公司从1911年的22家增长到1919年的54家，到1921年已达109家；面粉厂从1916年的67家增长到1918年的86家；近代银行从1911年的7家增长到1923年的131家；蒸汽船从1913年的893艘(总吨位连141,024吨)增长到1918年的2,027艘(总吨位达236,622吨)；煤产量从1913年的1,280万吨增长到1919年的2,010万吨；钢产量从1914年的100万吨增长到1919年的180万吨。

这些新兴工业和企业，造就了新的商人阶层和劳动阶层，这些人不同于旧式的不关心的商贾和懒惰的农民，而是对中国在帝国主义压抑下的困境很敏感，并且决心保卫国家利益。这些多数居住在城市，使城市的中心和其经济得以扩展。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天津和广州都成为大都市，那里养育了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从1907年至1917年，这些阶层中至少有一千万人接受了某类近代教育，被灌输以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者的决心，要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混乱的双重苦难中“救国”。

那些本来在国外学习的归国留学生，特别热衷于引入改革，从1903年至1919年，这些学生中有41.51%在日本学习、33.85%在美国、24.64%在欧洲。近代西方文明摇篮的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吸引了大量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以及一支劳动大军，到1918-1919年期间，这支劳动大军约有二十万人，并在道路、码头、工厂和临时堆集处工作，其中至少28,000人接受了教育。从1872年起就有培养中国幼童传统的美国，到1915年接收了约1,200名中国留学生。但是，因为日本的地理位置靠近和生活费较低，所以吸引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最多，到1906年有13,000人。

最杰出的归国留学生代表有：从法国归国的陈独秀和蔡元培；从日本归国的郭沫若和鲁迅(周树人)；从美国归国的胡适和蒋梦麟。陈、蔡、胡很快成为这场思想的精神领袖。

陈独秀(1879-1942年)，安徽人，年轻时曾接受全面的国学教育，1896年考中秀才。1902年和1906年，两次东渡日本，但只呆了很短的一段时间。1907年前赴法国，受到法国和文学的强烈影响。尽管不是同盟会成员，但于1910年回国参加了。随后因为牵涉入二次，东逃日本。1915年，回国反对二十一条。

蔡元培(1876-1940)，浙江人，1889年和1892年分别考中举人和进士，并成为令人钦羡的翰林院编修。之后，1907年前赴德国，在来比锡(Leipzig)大学学习。四年后，及时回国参加了，获委任为孙中山政府教育总长。在袁世凯接任后，辞掉了这个职位。1912年夏，重返德国，呆了大约一年。随后三年，在法国度过，为中国留学生和劳工管理着勤工俭学项目。1916年，婉言谢绝浙江省长之职后，回国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胡适(1891-1962年)，清朝前期着名学者胡渭(1633-1714年)的后裔，年轻时也是接受国学教育。1909年从中国公学毕业后，获得政府资助到美国学习，先后获得康乃尔(Comell)大学哲学硕士和哥伦比亚(Columbia)大学哲学博士。受杜威和赫胥黎的影响，强烈信奉实用主义，科学的思维方法，以及进化的社会改进观。旅居美国七年，深谙美国文学和社会运动，这时期正好是一个以迷恋新事物为标志的解放时代，如：新人文主义、新民族主义、新历史、新艺术、新诗学和新女性。胡适受到门罗(Harriet Monroe)《诗刊》(Poetry：A Magazine of Verse)提倡以平易语言进行诗歌创作的影响，他的观点是在文学创作中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一点在他的思想中很重要。71915年，当他还是康乃尔大学的学生时，便和赵元任大胆地发动一场运动，介绍白话文的写作方式。

这些新知识分子都是转型时期的产物--他们都深深植根于中国古典文化，然而同时也深谙西方文明。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科学和给他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当他们归国的时候--陈独秀在1915年，蔡元培在1916年，胡适在1917年分别归国--他们充当了中国文学和知识分子人格转换的发酵剂。他们有关对“国粹”进行批判性重估与引介西方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呼吁，燃起了一场思想；这场既粉碎了传统主义，同时又开辟了新文化运动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