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反思和探索的主要问题

（作者：白寿彝，中国着名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在大失败后的反思和探索，主要围绕下列问题展开：（1）大失败的责任问题；（2）大失败的经验教训；（3）现阶段中国的性质与基本政策、策略问题；（4）现阶段中国的道路、主要斗争方式问题。前两个问题，主要是反思、总结刚刚过去的大失败的经验教训，后两个问题是在反思、总结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反思总结的落脚点在于更好地探索中国的根本问题，正确的总结，导致着探索的成功，而反思的失误，也会影响到探索的偏差。

1.关于大失败的责任问题。从“八七会议”到“六大”，再到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国际和中央几乎众口一词，将大失败归咎于陈独秀及其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大体上说，这是正确的。然而却出现了极大偏差。“八七会议”开始，在党内斗争上出现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错误。”①这种错误后来发展为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2.关于大的经验教训问题。从“八七会议”到“六大”，和国际反复总结了大失败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了领导权、同盟军、武装、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但同时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却同时发展了“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

3.关于中国性质和基本的政策、策略问题。“八七会议”认为：“资产阶级民权主义与之间，并没有截然分为两段的界线。”十一月局扩大会议认为，中国是“无间断的性质”，民权“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的道路”。这就是瞿秋白的“无间断”论。“六大”重新肯定中国现阶段的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建立工农政权。但在对中国动力和阶级关系的分析上，犯了错误，不仅表现在对小资产阶级的认识模糊，更重要的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估量的错误。它认为：“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只有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彻底。”这样，不仅将民族资产阶级当作的对象，而且把反对资产阶级作为争取民权胜利的关键。这是根本的错误。它不是少数人一时的意见，而是在较长时间内多数人所持的带有全局性的错误。

这样便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理论上的悖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要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矛盾，直到1935年瓦窑堡会议才得以解决。4.关于道路和斗争方式问题。由于有了大失败的切身痛感，在斗争方式上，的转变是很迅速的。面对的野蛮政策，“以牙还牙”，采取武装反抗派的方针。但是武装斗争应该怎么搞，在具体的探索中显得异常曲折和艰辛。“八七会议”要求全党举行城市武装起义、农村来反抗的统治。城市武装起义很难搞起来，唯一取得短暂胜利的城市起义（广州起义），在三天之后便被下去了。农村，在许多省都搞了起来，但起义的目标仍旧是进攻和夺取城市。从起义的直接目标来看，它们也遭到了挫折和失败。

在城市武装起义失败之后，或在农村进攻城市失败后，保存下来的起义队伍转移到农村，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建立了农村根据地，开辟了一条中国的新道路。这条道路在当时具有极大的探索性质。

这种探索性质，可以从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发展、确立上得到反映。1928年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只是说“‘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准备的一个重要思想”，而没有展开论述。1930年，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提出，以流动游击方式扩大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把红军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的理论，“是于中国的实情不适合的”。开始冲破模式和城市中心论的束缚，认为：“朱德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的。这样一套办法等等的政策。无疑地是正确的。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的。”这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已是坚定的和明确的。

但应当注意，“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并不等于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道路。至少还需要加上两个内容：一是认识到的长期性问题；二是彻底摒弃“城市中心论”，树立以农村工作为重心，在农村长期“割据”，积聚力量，以便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这条道路的形成，要比“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晚一些。尤其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思想，只代表了一部分人艰难探索的成果。这种思想在党内并不占主导地位。当时中央、国际对中国的道路的认识，并不是这样的。

当时，中央确定的通过形式武装反抗的斗争方式，实际上仍然是坚持的模式，即：以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引发全国形势的高涨，夺取中心城市后，建立工农政权，把的势力扩展到全国，取得全国的胜利。从“八七会议”到“六大”，再到立三路线，进而发展到王明路线，中央都始终坚持着城市中心论。

国民失败后的客观形势，已向提出了将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为首的部分党人，不自觉地开辟了这条道路，并不断地进行探索，由不自觉逐步达到自觉。而此时，“左”倾思想控制的中央是否真正意识到这种历史使命，又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种工作重心的转变，却是值得考察的。鉴于大失败后，对中国总体战略和局部政策并未做出正确决定的状况，可以断定：中国究竟应该怎么搞，“左”倾思想控制的中央并没有探寻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道路和办法。

历史是复杂的。国民失败后的反思和探索的复杂性在于：尽管反思探索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形势却是逐步高涨的，力量是逐步扩大的。力量的发展从主观上说显然是，尤其是以为代表的那些党人积极反思、探索的正确方面在起作用。由于总结、反思了大失败的经验教训，放手在农村搞土地，抓住了中国的根本问题，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同时，采取了坚决的武装斗争方式，组织、扩大了的军队，与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对抗，适合了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和中国国情，从而很快开创了中国的新局面。

坚决进行了土地和武装斗争，这是十分正确的；但同时又采取了“左”的一套，按照模式进行中国，又是极端错误的。前者推动着中国迅速向前发展，后者却又一次次地使遭受挫折。国民失败后，对中国根本问题及道路的总结、反思和探索，就是在这样十分复杂而又矛盾中艰难地进行的。但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选自白寿彝《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