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刻意识到，地方上的百姓、土地、物价等实际情况很难做到精确了解。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虽然有所发展，被许多人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但尽管如此，晚明在商业化方面仍远不及宋代。明代整个“铸钱当不出千万贯”，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钱量。政府在摒弃商业化管理手段、将社会组织机构尽量简化的情况下，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事务，找不到恰当的技术手段来处理，就对道德纪律、意识形态进行了空前强化。
以现代眼光来看，我认为明代本应该用技术手段如民商法律来解决的问题，都被统统归结到了道德价值上去，用简单的道德信条如尊卑、长幼、男女来解决问题，以道德代替了法律。明帝国彻头彻尾地文人化，处处以道德伦理相标榜，这样以道德立国的社会，其虚伪和不切实际的程度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高峰。我可以说，这正是明代全面离弃技术，以道德代法律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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