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史上有较高地位的正史——《明史》成书于康熙雍正时期。《明史》之修纂，从顺治二年至雍正十三年，前后经过九十一年之久。是历代官修正史中费时最长的。 一、康熙、雍正时期的官修图书 顺治年间，虽然连年征战，但摄政王多尔衮和清世祖福临，仍然谕令撰修了一批图书，如《赋役全书》、《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御注孝经》等，还曾下令纂修明史，但未能完成。如和明朝相比，显然更为重视官修图书事业。 康熙时期，官修图书事业大为发展，种类繁多，卷帙浩繁，百卷以上者屡见不鲜。其在经学方面的著作，便甚为繁多。 康熙皇帝一生极重视儒家经典，屡开经筵，召儒臣讲论五经四书之经义，并将经筵所讲之稿，命大臣编辑成书，取名“解义”，先后编成《日讲四书解义》等书。他又命儒臣先后编纂成《春秋传说汇纂》(40 卷)、《周易折中》(22 卷)、《诗经传说汇纂》(21 卷，序2 卷)和《书经传说汇纂》(24卷);康熙五十二年(1713)，又命理学家、大学士熊赐履、李光地等修成《朱子全书》(66 卷);五十六年，又命李光地等人刊正明成祖时命胡广等纂辑的《性理大全》一书，并亲加厘定，纂辑成《性理精义》(12 卷)。康熙雍正时期官修史学著作也是比较多的。这个时期完成了四部实录的修纂和修订工作。《太祖高皇帝实录》(10 卷)原有崇德元年(1636)刚林、希福等纂本，为了隐瞒不利于满洲贵族统治的历史事实，康熙二十年(1681)又命勒德洪等重修。《太宗文皇帝实录》(65 卷)顺治时已纂成，康熙十二年(1673)又命图海等修订。此前，康熙六年(1667)还纂成《世祖章皇帝实录》(146 卷)。以上三朝实录，至雍正十二年(1734)又均命鄂尔泰、张廷玉等重加校订。我们今天所见清历朝实录中的前三朝实录，即是雍正十二年后的校订本。另外，雍正时又纂成《圣祖仁皇帝实录》300 卷。 康熙雍正时期也进行了历朝“圣训”的编纂。康熙二十五年(1686)编成《太祖高皇帝圣训》(4 卷)。翌年，续成从顺治时开始编纂的《太宗文皇帝圣训》(6 卷)，并编纂成《世祖章皇帝圣训》(6 卷)。雍正九年(1731)又编成《圣祖仁皇帝圣训》(60 卷)。由此可见，清代“圣训”之编纂，创始于顺治时期，而形成于康熙雍正时期。此后各帝则尊祖宗成法，相沿不替。此外，清代的“起居注”自康熙以后，按月皆有缮本，每月两册，成为定制。在康熙雍正时期，统治者为了宣示其武功，出现了“方略”一类史书。 康熙二十年(1681)所纂《平定三逆方略》(60 卷)，是清代的第一部“方略”。此后，康熙二十七年(1688)纂成《平定罗刹方略》(4 卷)，四十三年(1704 年)又纂《亲征平定朔漠方略》(48 卷)。其后成为定例，从乾隆至光绪，每当一次军事行动以后，都要下诏修“方略”，由方略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 在史学史上有较高地位的正史——《明史》成书于康熙雍正时期。《明史》之修纂，从顺治二年至雍正十三年，前后经过九十一年之久。是历代官修正史中费时最长的。 康熙帝还命令修纂了两部地理类著作，即《钦定皇舆表》(16 卷)和《钦定方舆路程考》(不分卷)。又修成《御定清凉山志》(10 卷)，是为清代第一部官修的方志性质的图书。 雍正朝官修图书，有其一定特点。首先，雍正时公布了一批档案材料，并分别命儒臣编辑成书，计有《上谕内阁》(159 卷)、《上谕八旗》、《上谕旗务议复》、《谕行旗务奏议》(各30 卷)、《朱批谕旨》(360 卷)。其次，修纂了一批训诫臣民的书籍，如《执中成宪》(8 卷)，前四卷录上溯唐虞，下迄明孝宗，历代帝王之嘉言善政，后四卷则录诸臣论说之被认为“裨于治道者”。以警诫臣民。第三，又命令编纂了《八旗通志初集》(250卷，乾隆四年成书)，当时所以提出修纂此书，是与满洲贵族在入关八十余年，满汉逐渐融合的趋势下，欲保持其特殊权利的思想不无关系的。 康熙雍正时期的官书中也出现了几部较有影响的自然科学著作，如《数理精蕴》(53 卷)、《历象考成》(42 卷)，其中不但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文科学成就，也吸收了西方一些先进的天文历算知识④。稍后，康熙五十四年(1715)又辑成有利农业生产的《月令辑要》(24 卷)，又《图说》(1 卷)，修成《广群芳谱》(100 卷)，此书是中国植物总集，是当时的重要植物学著作。雍正十二年纂修的《工部工程做法》(74 卷)，是工程学方面的著作。康熙、雍正时期官修图书中，还出现了数部有分量、有影响的大型类书，形成官修图书事业的一大特点，这个时期也成为中国类书的集大成时期。编纂的主要类书有：康熙四十九年(1710)敕命张英等编纂的《渊鉴类函》(450 卷);五十年命张玉书等编纂的《佩文韵府》(106 卷);五十五年命张廷玉等编纂的《韵府拾遗》(120 卷);五十八年命吴士玉等编纂的《骈字类编》(240 卷);六十年命吴士玉等编纂的《子史精华》(160 卷);六十一年命何焯等编纂的《分类字锦》(64 卷)，以及康熙时命纂、雍正时成书的著名类书《古今图书集成》(10000 卷)。 《古今图书集成》是继明《永乐大典》以后最大的一部类书。此书原名《汇编》，康熙时由陈梦雷等纂辑成书，但未刊刻。雍正即位后，又命蒋廷锡等重新编校，改名为《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四年(1726)用铜活字排印，共印六十四部。全书10000 卷，分为6 编32 典， 6109 部，约一亿字。内容包括了当时的全部学问。从其组织体系及编辑体例上考察，也远远超过以前的类书。 康熙、雍正时期，还曾修纂了一批参考工具书。查考字词的工具书有《康熙字典》(42 卷)，康熙五十四年(1715)由大学士张玉书等奉敕撰。又有《音韵阐微》(18 卷)，康熙五十四年命撰，雍正四年成书。 这个时期还修纂了一些词、曲谱和诗文总集。康熙四十四年(1705)孙岳颁等奉敕纂辑的《佩文斋书画谱》(100 卷)，是古书画鉴赏方面的重要参考工具书;康熙五十四年(1715)王奕清等奉敕修撰的《词谱》(40 卷)、《曲谱》(14 卷)，是填词作曲和研究词、曲的重要参考书。康熙五十二年“御定”的《律吕正义》(5 卷)，是研究声乐之学的重要参考书。编纂的具有参考价值的诗文总集有：《古文渊鉴》(64 卷)，由徐乾学等编注;康熙四十二年彭定求等编《全唐诗》(900 卷)，康熙四十五年，陈元龙等奉敕编成《御定列代赋汇》(140 卷，又“外集”20 卷，“逸句”2 卷，“补遗”22 卷);是年，又成《佩文斋咏物诗选》(482 卷)。四十六年，陈邦彦等奉敕编《历代题画诗类》(120 卷)，沈辰垣等奉敕编定《历代诗余》(120 卷)。四十八年张豫章等奉敕编《四朝诗》(292 卷);五十年郭元釪奉敕编《全金诗》(74 卷)。五十二年又编《唐诗》(32 卷，“附录”2 卷)。这些书籍的纂辑，对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其中大多数至今仍被人们视作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工具书使用。 乾隆时期的官修图书乾隆时期是官修图书的繁荣阶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经学方面的著作集中于乾隆前期，先后编撰了《四书文》、《三礼义疏》、《周易述义》等书。 第二，史学著作大都是记录当代历史者。 乾隆帝极为重视当代史的编纂。除有常设的国史馆修当代史外，乾隆七年(1742)还修成《国朝宫史》36 卷(二十四年又予增修)。特别是纪录当代一重大事件(主要是军事事件)本末的“方略”、“纪略”，在这一阶段修纂得最多。以其编纂的年代排列，计有以下数部：《平定金川方略》32 卷，乾隆十二年撰;《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54 卷，“正编”85 卷，“续编”33 卷。 乾隆三十七年撰;《临清纪略》16 卷，乾隆四十二年撰;《平定两金川方略》136 卷，乾隆四十六年撰;《兰州纪略》21 卷，乾隆四十六年撰;《石峰堡纪略》20 卷，乾隆四十九年撰;《纪略》70 卷，乾隆五十三年撰;《安南纪略》3 卷，乾隆五十六年撰;《廓尔喀纪略》54 卷，乾隆六十年撰。 此外还有乾隆三十八年所撰《开国方略》32 卷;四十七年所撰《河源纪略》36 卷，也当划归此类。 第三，此时编纂的典章制度著作很多，成绩较大。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参考书“十通”，有六部是乾隆时期所修的，即《续通典》(252卷)、《皇朝通典》(100 卷)、《皇朝通志》(200 卷)、《皇朝文献通考》(266 卷)等。为修“三通”，乾隆皇帝曾特命开“三通馆”，组织儒臣修撰。 乾隆时期修典章制度书，也与修史书一样特别注重当代。除上述“清三通”是记当代典章制度之外，还撰辑了《大清通礼》(50 卷)，《皇朝礼器图式》(18 卷)，又修成专纪翰林院典制的《词林典故》(8 卷)，专纪学校、科举等典制的《学政全书》(80 卷)，专纪国子监的沿革及典制的《国子监》(62 卷)、专纪救荒救灾之政的《康济录》(4 卷)等等。 更为值得指出的是，在乾隆时期，专门纪述当代典制的“则例”一类书籍得到很大发展，形成清代修纂“则例”的高峰。邓之诚说：“清以例治天下，一岁汇所治事为四条例，新例行，旧例废，故则例岁必小修，十年一大修”。“则例”一类书籍的出现，要首推《督捕则例》。顺治初年，因为“逃人”问题严重，于是汇辑有关谕旨、奏牍、规定等为一书，经康熙十五年校定，至乾隆八年重加厘正，编纂成《督捕则例》(2 卷)，这是清代官书中出现的第一部“则例”。兹后，又修纂了多种这种体例的记当代典制的书籍：乾隆十四年(1749)纂《工部则例》(50 卷)，二十四年(1759)又纂《工部续增则例》(95 卷)。三十三年，纂成《物料价值则例》(220 卷)，三十七年纂成《吏部则例》(66 卷)、《八旗则例》(12 卷)，四十一年纂《户部则例》(120 卷)，四十九年纂《礼部则例》(194 卷)，五十三年(1788)纂《军需则例》(16 卷)。与则例的体例和作用相近的还有《中枢政考》(31卷)和《大清律例》(47 卷)等书。通过编纂“则例”，公布了一些档案资料，就当时讲，这些“则例”也便于各级官员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及其演变情况，以更好地发挥实行政务的职能。 “则例”是专记当代的一个方面典制的书籍，而汇辑当代全部典制的是“会典”及“会典事例”。清代修“会典”最早始于康熙二十二年，并纂成康熙《会典》162 卷，雍正时又曾修《会典》，但均无会典“则例”或“事例”。乾隆时期，鉴于“则例旋增”，“典与例无辨”，而把“典”与“例”分为两部分。乾隆二十九年(1764)修纂《大清会典》(100 卷)，同时修纂《大清会典则例》180 卷(嘉庆后改称为《会典事例》)。从此，修《会典》同时修《会典事例》成为定例。其后在嘉庆朝、光绪朝都曾沿用此例。第四，大规模地修纂地方志和地理志。全国现存方志7413 种，109143卷，而其中“修于清代的最多”。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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