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朝代的覆灭，终究是由内而外的结果。明末之变，其天灾虽有小冰河期之影响，但非决定性因素。在人祸方面，所谓“鞑子”只是表象，其实则在于官员——一时无力的统治阶层。这些官员的无能，不仅体现在对抗“鞑子的”关键战役中，更深远地反映在财政、藩王等诸多方面。
首先，财政困境。历代大一统封建王朝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乃盐税，这是一项国家垄断的暴利源泉。在清朝及两后朝，其盐税收入占比三分之一以上，而明朝尽管盐价更高，却连两朝零头也未及。这主要因为流失了大量盐税导致富可敌国的商贩崛起，最根本原因还是官员不力。
其次，藩王问题。当万历年间宗室达到20多万时，即便国家总收入，也不足以维持这些寄生虫，只不过这部分人不劳动也不交税，更有甚者是不交纳赋税的人士。此事本身就预示着明初即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如朱元璋缺乏文化和政策眼光，无疑注定了后来的命运悲剧，比如推恩令与藩王之乱，以及他过低养家的官员工资安排和卫所制度，都显露出手下臣子缺乏人才。
再者教育体系，使得科举制成为唯一选拔人才的手段，从此之后，“儒家”成了社会主导力量，而科举考试只考察四书五经，没有培养实际行动能力或新思想、新学科发展必要条件。不仅如此，由于这种僵化思考方式，在唐至清之间中国基本上没有出现新的科学思维空间或自然科学成长机会，因此从中唐到明清，一直是一个逐渐退化的人类智慧过程。而对于历史教训或前车之鉴这样的理念，在这一期间都被视为空谈。最后，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华文明缺少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启蒙思想家，使得百家争鸣无法真正促进理性思维与科技发展，从而导致整个文明进程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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